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作为一个军事历史的研究者，翻阅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时，心中常常涌起一股激动之情。那些战争的领导者、亲历者写下的电文、报告、总结，都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篇章。于是，我循着当年的历史足迹，去感悟前辈们是如何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战胜日本侵略者的。
一、为什么是持久战
近年来的抗战研究中，大家越来越多地赞扬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国军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会战，才叫气壮山河。而共产党八路军的战斗，规模很小，次数不多，实在没什么可以拔高的。所以似乎大家形成的共识是：国军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起主导作用，八路军在敌后游击，起的只是牵制作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国军英勇奋战，为何屡战屡败？共产党在敌后游击，为何把日本人搞得无可奈何？
中日开战，打的就是不对称战争。侵略中国是前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进入近代社会，工业发展需要资源。而日本最缺的就是资源，于是盯上了中国。战争是最快的发财手段，于是日本以举国之力来了两次豪赌。第一次打清政府，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打赢了甲午战争，清政府的巨额赔款让日本赚得钵满盆满。第二次打俄国，从俄国人手里把中国的辽东半岛抢到手，大连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块跳板。日本人在大连搞经济掠夺，成立的第一个大公司就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表面上看，这不就是个修铁路管运输的公司吗？其实“满铁”最大的部门叫调查部，养了几千名调查员。现存的“满铁”档案中记载，日本人走遍了东北、华北的山山水水，将中国的国土资源、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了解得极为详细具体。这就说明日本的野心根本不在挣点小钱，而是从长远谋划全面占领中国。在开战之前，日本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精细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举个例子：1928年5月，中共领导人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六大”。周恩来扮作古董商人，乘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去大连。到大连码头上岸时，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察对周进行盘问。周编了一套简历和社会关系，日本警察说：“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警察打开抽屉找出档案卡片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大吃一惊，但是日本警察并未逮捕他，而是放他走了。周恩来赶紧毁掉证据，改道去了哈尔滨。
周恩来的经历并非意外，日本的情报机构早就掌握了大量情报。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活动，也在日本警方的掌控之中。由此可见，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准备过程中，做了多少细致的工作，这样发动的战争，绝非盲目。
而国民党在做什么呢？蒋介石被内战搞得焦头烂额，江西苏区的红军要围剿，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他叫板，各地的土军阀还没收编。所以“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以两万人的兵力进攻20万人的东北军，蒋介石实在是力不从心，只得依靠国际联盟调停。东北就这样丢了。当蒋介石刚刚签了《国共合作协议》，收编了西南军阀，日本就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让蒋介石建设5年，中国有了实力，日本就打不赢了。
国民党军队被迫抗战时，将领们起初还是有信心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国民党军队的人数是日军的几倍。无论国人如何呐喊声援，等来的却是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是国军将士不勇敢吗？不是。战争从来不是单纯凭勇气取胜的，关键在于统帅的决心和部署。说实话，国军将领还不具备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参战部队中有战斗力的中央军是少数，多数是杂牌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很差。每次会战，国军都是把战线拉开几十里，做宽正面防御。日军虽然人少，但凭着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战术水平，抓住国军的薄弱环节，一举突破，导致国军全线崩溃。几战下来，国军不仅损失了有生力量，而且在后撤过程中，大量的难民跟着逃，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当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毛泽东表现出一种谨慎和示弱的态度。八路军代表彭雪枫去太原见阎锡山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嘱咐他：“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他，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
阎锡山当时组织了20万人的军队，据守忻口、娘子关，准备和日军板垣师团打一场太原保卫战。既然共产党说八路军战斗力不行，那就到敌后去策应配合作战吧。林彪带着一一五师来到平型关，准备打日军的后勤运输线。今天的平型关还保留着历史原貌，关口在山顶上，把着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两边的山脊上是古代长城，关后的洼地是屯兵的关城。如果按国军将领的想法，一定是居高临下，据险而守，但是林彪把战场设在山下几十里的关沟。这是十里长的峡谷，最窄处仅能通过一辆大车。就是从山坡上往下扔石头，也能把沟底的人砸个半死。林彪要在这里打伏击，来场漂亮的歼灭战。果然，日军运粮队排着一字长蛇阵进了沟。林彪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大家喊着“缴枪不杀”向山沟里冲，想尽快结束战斗。没想到日军往山坡上爬，抢制高点，与八路军战士拼起刺刀。一场肉搏战打到黄昏，以日军全部阵亡结束。
林彪事后的报告说：“敌人确实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与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台后，大家拢在一起，喧嚷：‘老乡，缴枪啊！’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亡往往很多。”
平型关之战，毛泽东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八路军打了场胜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
忧的是，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就4万多人，都是长征留下来的宝贝。照平型关战役这样打，打不了几次就损失完了，还怎么抗日？战争的法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是头脑一热去牺牲当烈士。从井冈山起家，毛泽东和红军一直处于弱势，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不能采取常规作战的方式，一定要探索出一条新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谋划战略，首先要认清敌我力量的对比，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才能清醒地分析形势，制订策略。毛泽东指出：企图和敌人硬拼的“速胜论”和害怕敌人的“亡国论”都是错误的，现在日本侵略者虽然处于优势，但我们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他分析，“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这就给我们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条件。因此抗日游击战争最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基于这个估计，毛泽东设想了持久抗战的过程：“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这实际是说：战争初期，我们打败仗、丢失土地是不可避免的，敌人要占就让他去占。等日军进攻到一定程度，军队散开，就没那么强大了，地也占不住了。这时我们就和他相持，用游击战打击他、消耗他。等到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我们再配合盟军反攻。形势总是互相转换的。毛泽东说：“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得出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被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被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
共产党和八路军持久抗战的方式，就是敌后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出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论持久战》）因此，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如何进行游击战？关键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军队一起进行抗日战争。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被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