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时，中国老百姓一边倒地叫好：过怕了穷日子，如今终于盼到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多么大的一种社会进步！30年过去了，“先富起来者”数量突飞猛进由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联合公布的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显示，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美国、日本、德国依次位居三甲，而中国内地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
虽还在“赶美”，但好歹已“超英”，当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初衷，如今可谓圆满实现，照理说大家应该欣喜才是，然而现实却是，富豪多了，富人的斤两重了，但社会上、民众中的不满（或曰“仇富”）却也水涨船高了，和30年前的氛围迥异。这究竟是为什么？
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应该是重要原因。前几年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岩的财富。如今，贫富悬殊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国家财富蛋糕很大的一块，被少数人切走了，受损者心里会怎么想，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原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崛起的富豪，大多是敢于“犯规”、敢于挑战体制者。这种“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特殊机制，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起飞阶段都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允许的，甚至是不得已的。但改革开放已有30年，整个社会却仍离“循规者富，犯规者贫”的通行标准甚远，“先富起来”的人给社会和大众所作出的，仍是敢“犯规”的榜样示范。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对“先富起来者”不以为然，甚至怀有“仇富心理”，便在情理之中了。
当初人们一边倒地赞成“一部分人先富”，是希望社会能形成一个勤劳致富、才能致富的良性竞争氛围，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智，打破“大锅饭”，过上好日子。然而现实中，一些富豪往往并非单纯靠正当途径致富，而是依靠一些特殊因素，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资源和机会，才赢得了富豪榜上的一席之地。更令人愤慨的是，富豪中相当一部分，或是以权谋私，不当手段得利；或利用企改转型，将国有资产巧立名目转移到自家名下；或利用制度上的缺失，为自己或自己家人牟取看得见、看不见的好处。这种靠特殊地位暴富的富翁，其致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侵吞公民财产、侵害公民利益的过程，他们的“肥”，建立在让老百姓变“瘦”的基础上。
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富豪都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不难看到，欧美许多富豪生前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甚至死后也会将部分，甚至大部分家产捐赠给社会。反观中国，一些“榜上有名”的富豪往往是纸醉金迷的名流，香车宝马的常客，对个人享乐消费毫不吝惜。对公益事业或不屑一顾。或虚与委蛇，甚至弄出“假慈善”、“假捐助”的丑闻。不仅如此，近年来，不少中国富豪刚在胡润、福布斯富豪榜上亮相，旋即身败名裂，甚至进了监狱。可想而知，这样的榜样效应，只会恶化公众对富豪的印象。
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法治逐步取代人治、法律调节逐步取代道德自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平衡社会的利益。在成熟社会中，富豪们也并非个个自觉自愿地乐善好施，毫无怨言地承担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但所得税、遗产税等调节贫富差距的税收杠杆，以及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有倾斜性、针对性的政策，迫使富者不情愿也得接受这种调节，从而确保社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布，确保社会公平、公正的大体实现。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这一理想目标尚未实现。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功不可没，关键是如何确保不违背提出这一口号的初衷，从体制和政策上制约每个人都必须做到致富有道，让先富起来的人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在公正、公平原则下确保“后富起来者”的根本利益。在这些方面，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欠账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