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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爱酣睡

读者文摘 日期:2020-3-5

1884年,日本遣伊藤博文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中日条约。这是李鸿章与伊藤初次见面。

对于比自己年轻18岁的伊藤,李鸿章相当欣赏,他在向中央提交的秘密报告中指出:“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根据10年后他们的回忆,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需要渐进的看法:“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归国后,伊藤也对其国人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改革。

首先,他肯定中国的改革在短期内一定见效,“三年后中国必强”,但是,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日本之所以不必担心中国,主要因为中国的改革将遭到巨大的内部阻力。他安慰那些被中国的崛起态势,尤其是被袁世凯在朝鲜以亮剑精神震惊的日本人,中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即中法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伊藤提出了他对中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中国必须改革,但中国的改革内部压力大,动不动要“睡觉”;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渐进。基于此判断,他认为,当下日本要韬光养晦,暂避中国的锋芒与锐气。只要避开中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对于“言官”之危害,伊藤看得相当准确。10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而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内引发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军机处迅速拿出了处理意见,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此事对李鸿章刺激颇大,他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

伊藤博文在1884年的分析中,不仅看到了“言官”的危害,还看到了即便是中国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他认为,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

在伊藤发表这通“中国又睡觉矣”的高论不久,日本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在下关(马关),与伊藤博文第二次见面。这两位分别主导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谈及两国的改革。李鸿章对伊藤说:“亚细亚洲,我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使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对于李鸿章打出的同文同种友谊牌,伊藤博文不接茬,他直接谈及最为关键的改革话题:“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唯有叹息。马关谈判之中,李鸿章与伊藤唇枪舌剑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李鸿章曾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道:“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伊藤博文是个性非常张扬的政治家,其甚至有诗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一点都不掩饰。这样的个性,如果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恐不能服官也”还真是实话,也可算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