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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总统期间的私人生活

读者文摘 日期:2019-10-24

自圣马丁广场群众大会以后,我的生活便不属于个人了。直到1990年6月第二轮选举之后我离开秘鲁,才重新享受私生活的快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甚至可以说,英国吸引我的地方是那里谁也不干涉谁的生活,人人都像幽灵一样)。自那次大会以后,我在巴兰科街上的家无论白天、黑夜时时刻刻有人来访,开会的,采访的,起草文件的,或者排队等候跟我、跟帕特丽西娅或者跟阿尔瓦罗谈话的。房间里、走廊上、楼梯旁总是有男男女女占据着,我常常不明白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这让我想起卡洛斯·赫尔曼·贝利的一句话:“这并非您的家,您是个野人。”

由于我的女秘书玛丽亚·德尔·卡门的工作量很快就饱和了,随后便有席尔瓦娜,接着是鲁西娅和罗西,再后来是两名志愿工作人员阿尼塔和埃莱娜;于是在我书房旁边便盖了一处邻接的房间,以便容纳这支娘子军,还要给妻子腾出一间私房;一向用手写作的我,这时仿佛看见一支队伍开进房间安营扎寨,接着一切都运转起来:电脑、传真机、复印机、交换台、打字机、新的电话线路、大大小小的档案柜。

这个办公室邻接书房,几步之外是寝室,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大选前的几周甚至工作到黎明。这使我感到生活里的一切,包括睡觉,甚至隐私,都变成公开的事了。

我不能做我一向喜爱做的事:从年轻时起,每当我写作结束时,黄昏时分我便去各个居民区转悠。去串胡同,去看晚场电影那里的破座位吱吱作响,跳蚤咬得你坐不住;去挤电车和公共汽车,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想了解利马这个充满矛盾的迷宫的内幕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近几年,我渐渐出了名更多是由于我主持的电视节目而不是作品因此,外出時不引人注意已经不大容易。可是,从1987年8月起,无论我去任何地方,不是看到围观人群鼓掌就是听到嘘声。外出活动时身后跟着一群记者,加上前后左右的保镖起初是两个,接着是四个,最后是十五六个实在是一场破坏我任何享受的小丑与逗笑者之间的表演。

实际上,自杀性的作息安排使我除政治之外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情。尽管如此,偶尔有些空闲时也不敢干别的事,比如钻进一家书店进去就会有许多人围上来,结果就不能在书店里闻闻墨香,东翻翻西看看,希望找些有意思的书或者走进一家电影院,我的出现会变成展览,比如发生在阿利霞·马基尼娅朗诵会上的事。那是在市剧院里,观众一看见我和帕特丽西娅走进场内,立刻分成两派:一派鼓掌欢迎,另一派吹口哨起哄。为了看一出话剧演出,何塞·桑奇斯执导的《哎呀,卡梅拉》,排练组的朋友们把我一人安排在大不列颠剧场的顶层楼座里。我列举这两次演出是因为那几年里我就看了这么两场戏。至于电影,我也非常喜欢,如同书籍和戏剧一样,那几年也不过看了两三次,其方式很像作案(电影开演后入场,结束前退出)。最后一次在米拉芙洛尔区的圣安东尼奥电影院看了半场,奥斯卡·巴尔比就把我拉出了座位,因为刚刚有人向自由运动组织总部扔了一颗炸弹,还开枪打伤了一个值勤人员。我去看过两三次足球赛、一次排球赛,还有几次斗牛,但这些活动都是竞选指挥部决定的,为的是必须“泡”在群众之中。

我和帕特丽西娅可以参加的娱乐活动,就是去朋友家吃晚饭,或者偶尔下下馆子,这样做我们明知会被窥视和需要做戏给人看。

我常常毛骨悚然地想:我失去了自由。如果当上总统,这样的日子还要过上五年。我至今还记得,1990年6月14日,当大选的事都过去之后,我在巴黎下了飞机,行李还没有打开,就出门踏上了圣西门大街。这时阵阵惊喜和生疏的感觉洋溢在心头,我觉得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无名的游人,没有前呼后拥的卫队,没有远近监视的警察,没有任何人认得我是谁。